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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命有多重,病人的命就有多重

时间:2010-08-24 11:47:54  来源:  作者:

       ●我觉得治病就是治病。它跟你的名、利,跟治病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联。你要考虑的就是病人,你全心用到病人身上就行了。
  ●法律是冰凉的,可人是有感情、有道德的。当你有知识、有科学、有判断时,你还必须对病人有感情。
  ●在我们科里,我要求如果病人出现瞳孔散大,医护人员一律要小跑着去抢救。你连小跑的姿势都没有,你尽力了吗?要想尽力就必须分秒必争。
  ●我并不认为医患关系紧张就能够动摇我们毕生的追求。既然是矢志不渝追求的东西,哪能为了这么一点事就改变呢?
  ●我对医学的进取心很多是源于我的病人,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和理解在不断激励我。
  编者按: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选择多元化的时代,如何做一名好医生,如何在逆境中权衡利弊、坚守自己的职业信仰?曾因成功救治刘海若而声名远播的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专家凌锋教授,在不久前于北京大学医学部举办的教育部高等学校医学人文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上,结合自己30多年行医的体会和感悟,就学员们关心的医学人文话题与大家进行了真诚的交流。


  凌锋:关于人文教育问题,其实我也不十分懂,因此准确地说,我在这里是一个受审者,或是一个被问者。大家有什么想问的,或者是希望和我讨论的,我会坦诚地与大家交流。


  问:救治刘海若应该是您扬名海内外的重要事件,当时您怎么就敢把刘海若带回来呢?要是没带回来,您心里会怎么想?带回来之后情况又是怎样?


  凌锋:关于刘海若的治疗过程,很多媒体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如果就问我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把她带回来,我觉得很简单,就是想治病、要救人。因为她需要我去救,我们就担负着这个职责,自然要去做。


  很多人也都在问,你当时有把握吗?我说没把握;你当时就一定知道她能行吗,我说我也不清楚。但是如果以后没治好,肯定会有人说当初我吹牛,有可能身败名裂,把自己弄得很窘。可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我只想到一点,就是我应该尽力。不管怎样,病人需要救,我就要尽全力去救。能不能救好,那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也是肉体凡胎。我们只能用所有的智慧、知识、能力,用心去做事,但不见得都能做好。医生治病,有成功也有失败;有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也有走麦城的悲哀。但是,不能因为走过麦城,你一辈子就是灰色的;也不能说过五关斩六将了,你一辈子就辉煌得不得了。我感觉自己尽力了,我就非常踏实,至于外界怎么说,那不是我的事。我既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我之前都不认识刘海若,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和她联系起来。

 
  带回刘海若,这是病人的召唤,很大程度上也是祖国的召唤。驻外使馆给我打电话,要求我去进行一个医疗鉴定,而且在一夜之间办完所有的外交手续,我能说不去吗?去之前我根本没有想到后来会有这么多事情。当时只是要求我去做一个脑死亡鉴定,我就要我的研究生上网搜集各国关于脑死亡的鉴定标准,在飞机上看了一路。

  但是走以前,我给张建院长打电话说了我的想法。我说这次去做脑死亡鉴定,可能会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病人确实脑死亡了,那肯定就得放弃。第二种情况,病人可能不是脑死亡,要是对方愿意救,那倒也罢了。最怕的是第三种,她不是脑死亡,对方也不救,那怎么办?院长问我的意见,我说如果真是最后那种情况,我只有往回拉。于是院长让我来决定,如果我认为可以拉回来,那就拉回来,医院会全力以赴地支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文,是一种责任吧。实际上,当时我们都没想到什么麻烦、赔钱之类的,就想着一句话,如果这个病人需要救,咱就往家拉,就得想方设法地去救。

  实际上,不管做什么,我觉得治病就是治病。它跟你的名、利,跟治病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联。你要考虑的就是病人,你全心用到病人身上就行了。

  问:在临床上遇到病情很重的病人时,如果病人家属签字同意放弃治疗,医院一般会尊重家属的意见。但最近我听卫生法学的专家说,如果病人在没有解除医疗合同的情况下真的死在医院,一旦闹上法庭,他的家属和医院都要成为被告。这时,医生就处于法理难容的尴尬境地。您和您的团队在工作中遇到这样的问题会怎么解决呢?

  凌锋:这种情况确实经常碰到,尤其我们神经外科,天天跟生死打交道。有一些病人,我们从医学的角度认为确实治不好了,而且病人家里也无能为力了。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家里人提出让他“走”,那我们就会让他“走”,谁都不是神仙,不能包治百病。但是我也遇到过一些情况,家属提出来不救了,可我们认为还有救,我们就会努力说服。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我曾经接治过一个9岁的小孩,他长了一个巨大的动脉瘤。只能做手术把他的供血动脉全部关闭,慢慢形成血栓,然后用抗凝的办法,用侧循环来保障脑干供血。可是因为孩子太小了,抗凝稍微多一点,他就会流鼻血、尿血,胃管里也全是血;但要是把抗凝稍减一点,又会表现出脑干的缺血症状。这么小的孩子全身都插着管子,看起来很可怜。

  我们当时完全是守在他的床边,一看引流的地方出血了,马上把药量调小;一看叫不醒了,马上又把药量加大一点,甚至没有办法给护士下一个完整的医嘱。我们在监护室里抢救了7天7夜,小孩的父母就在门口蹲了7天7夜,简直是心力交瘁。这时他们跟我说:“凌主任,虽然你们天天在抢救,已经尽力了,可我们觉得没什么希望了,也快熬不住了,孩子也受罪,我们要求放弃吧。”但是我知道抗凝如果能坚持过两周,还是有希望救活的。而且病人对我的任何一项操作都有反应,我认为这是让医生做决定最重要的一点依据。当你做什么病人都没反应了,你就无计可施了。如果病人有反应,那就还应该有救。

  于是我告诉家长,孩子还没有到放弃的地步,如果再撑一个星期还不行的话,再说放弃。孩子的爸爸是做生意的,不是因为没钱撑不下去,就是觉得孩子太受罪了。最后他们同意跟我一起再坚持一周。医生都不愿意放弃,父母又怎么舍得放弃自己的孩子呢?因此,我们又顽强地坚持了一个星期。大概过了两周,孩子真就慢慢好起来了。一个月以后,孩子完全好了。6年后随访时,孩子的动脉瘤没了,脑干恢复正常了。现在这个孩子在墨尔本上大学,和普通孩子没什么两样。

  可是也有家里没钱的例子。我遇到过一个颈延交界脊髓血管畸形的病人。这个手术非常难做,病变位于脊髓的前方,我要从后面把脊髓和脑干扭转过来,但是在转的过程中对脊髓难免有牵拉。病人手术后完全靠呼吸机维持呼吸,四肢瘫痪,但意识非常清楚。她的目光很难形容,有求生的渴望却又那么无助。

  她家里很穷,她住在监护室,她的丈夫就睡在花园里,饭都吃不上。他们一共借了4万块钱。可是3个星期后,监护室的护士告诉我,这个病人开始欠钱了,最后一共欠了8万块钱。如果病人没钱了还在继续治疗,医生就要受处罚。但是我看到她已经开始恢复了,如果我们不救她,她肯定就死了;如果我们救她,不就是欠点钱吗?钱花完了还能挣,人命没了可就没了。

  所以我说,先欠着吧,顶多扣我们的奖金。如果扣奖金,就先扣我的吧。这个病人住在监护室,医生护士都特尽力帮助她。住了1个月,她真的可以拿掉呼吸机了,上肢也在恢复。回病房后,她丈夫每天用轮椅推她在院子里走,可走着走着就跑了。她给我们留了2000块钱和一封信,说实在是还不起,要是住下去的话,会花得更多。后来这些钱,医院是按比例扣了全科的。大家都认为扣就扣了,当你救活一条命时,心里是高兴的,不会因为扣钱而产生哀怨。

  后来我得知,这个病人完全恢复正常了,还生了孩子。后来她老公外出打工挣了钱,就带了一袋大米和2000块钱来还给我们。听说我们帮她把钱还了,她很感动。我们只收下了大米,把2000块钱还给她了。可她觉得这笔钱是医生们帮她才有的,于是又把钱捐给了当地一位白血病病人。爱心就这样不断在传递。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不能用一个公式简单地去说Yes 或 No,不能完全用法来衡量。法律是冰凉的,可人是有感情、有道德的。当你有知识、有科学、有判断时,你还必须对病人有感情。


  问:我是1999年从北医本科毕业的,现在我有1/3的同学都不从事医疗行业了。我以前的一个带教老师因为被猝死病人的家属追着打,而放弃做医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在目前的状态下,我们医生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另外,我在其他医院都看到锦旗,但是在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我没有看到一面锦旗,这是为什么呢?

  凌锋: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是医生。做医生就要对生命有一种尊重和敬畏的情愫。当你对生命感到尊重和敬畏时,你是一种什么心情,是一种什么感觉?当你对一个东西很敬畏时,你是不敢轻易乱动的,你是会全神贯注的。当你尊重生命时,你就会全心去做。就算失败了,别人也能感觉到你的这份感情。病人和家属也有感情,他会知道你做得好还是不好,你到底尽力还是没尽力。

  所以在我们科里,我要求如果病人出现瞳孔散大,医护人员一律要小跑着去抢救。你连小跑的姿势都没有,你尽力了吗?要想尽力就必须分秒必争。如果病人去世了,所有参与抢救的医生和护士要一起把病人送到门口,跟家属交代整个过程。有人可能觉得我们有些矫情,是故意做给病人家属看的,其实这是将心比心。如果你家里遭遇了这么大的事,别人一个个嘻嘻哈哈的样子,你是什么感觉呢?肯定很受刺激。

  我也遇到过病人来找麻烦的事情。有一次,我们正在开会,病人家属就冲进办公室,进来就要打人,直接就问你们主任在哪儿。一些年轻的医生立刻挡在我面前,保护我。我说不用这样,请他进来,有什么问题坐下来谈。我说我已经知道事情的经过了,我们确实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向您检讨。这个不对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明知不对还故意犯错,这是不可容忍的。还有一种是我们的知识范围有限,并不能博通全部。当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犯了错,我承认是我错了,但这并不等于说我是故意伤害你。当时他的气就下来了,还说这是几天来听到的最中听的话。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并不认为医患关系紧张就能够动摇我们毕生的追求。既然是矢志不渝追求的东西,哪能为了这么一点事就改变呢?

  说到锦旗的事,第一,我不主张病人送锦旗,我觉得那是浪费。第二,我觉得病人送锦旗的目的是为了感谢我们。心里知道就行了,就不必挂了。我们要挂出来的应该是能不断激励、陶冶我们的东西。在我们科重症监护室门口就挂了一幅书法作品,上面写着8个字:“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因为我们每天要进出重症监护室,而家属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两道门,不能进去。我把这8个字写在这儿,是想让他们知道,是一群把生命看得很重的人在救他们的亲人,我们会照着这8个字去做的,最起码病人家属会觉得放心。另外,我也想让医生和护士天天看到这8个字时,就想到这间屋子里的健康和性命都扛在我们的肩膀上。这些才是比锦旗上的话更有价值的东西。

  问:我是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伦理学课程的教师。在教课的过程中,我们做过调查,学生都觉得医学伦理学教学收效挺大。但是学生参加工作以后,医院里面没有这方面的学习内容。您原来接受医学教育的时候,医学伦理学的内容现在对您还有影响吗?您是如何一直保持医德的呢?

  凌锋:我是工农兵学员,那时还没有医学伦理学一说,我也没上过这个课。但是我觉得道德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修养和准则,其观念是要贯穿始终的,不是光靠上一两堂课就行的。一个人的道德水准是逐渐培养和产生的,要善于从病人身上学习、感悟,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很多年前,我给一个脊髓血管畸形的孩子做过一次栓塞治疗,让她好了很多。后来因为她的家庭原因,没办法再为她继续治疗,最终她完全瘫痪了。但她的意志非常坚强,趴在同学的背上念完了大学,还一个人到国外读书。现在她已经能做饭、开车了。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自信,体会到了生命的顽强。而这又让我感到一定要攻克难关,治好这些孩子的病,让他们活得更好。实际上,我对医学的进取心很多是源于我的病人,他们对生活的追求和理解在不断激励我。

  残奥会上,残疾人运动员用他们坚强的意志创造出一个个奇迹,将生命的意义发挥到极致。但是我从一名医生的角度参与奥运,除了上述的崇敬之外,还陷入了一种无可言状的自责和内疚。我们是医生,为什么我们不能治好他们的伤残,让他们的生活不那么艰难?他们的伤残中,除了先天疾患之外,有多少是由于疾病不能治愈而造成的?又有多少是由于医生的误诊而造成的?

  我能体会残疾人运动员的微笑,这其中包含着对社会的感恩,对错误的宽容,更有一种对生命顽强的渴求!我有一位患高颈端脊髓血管畸形的病人,出院时仍四肢瘫痪。因为没钱,她只能在家做自我康复锻炼。在整理翻阅病历时,我时常想起她。8年后的一天,她居然坐着轮椅到医院看我,还送我两副她亲手绣的鞋垫。

  手捧着这精美的鞋垫,我百感交集:她仅仅是向我表达一种感激之情吗?不!我觉得这是向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传达一种信息,这就是病人对生命的渴望,对美好的追求!

  所以我在科里提出要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所谓敬畏生命,就是你在切除任何一个地方的神经组织时,都要特别小心地处置,要做到手术完了,病人能够恢复而且也没什么太大的功能障碍。这是医生的责任。如果我们医生就知道把病人的病变拿掉,然后就以为治好了,那是不对的。没错,瘤子是拿掉了,可病人瘫痪了,那算什么手术成功呢?

  那些残疾人运动员坚强的毅力和拼搏的精神,对我们医生也是一种激励、一种感动、一种冲撞。而这种冲撞会让你热血沸腾,让你根本不能停止自己的工作。你必须拼命去做,必须对生命心生敬畏,要用心呵护,精心治疗,不能让他们有任何障碍。

  医生的道德和操守就是这样自然发生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可以从病人身上感受到很多,是他们带给我感动和激励。我平时也做一点笔记,想闲下来的时候能够写一本书,写100个病人的故事。这些病人给我的启发,并不仅仅是他们对你的感谢,更重要的是,你能从他们身上感到家庭的温暖、夫妻的恩爱,感到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事业的追求……你甚至能从中领会到一些哲理,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

  问:国外有媒体曾批评中国的神经外科存在滥用的风险。用神经外科手术方法治疗神经分裂症,卫生部对这项技术叫停又放开,请问这方面现在的进展如何?

  凌锋:我觉得卫生部叫停是对的。这项技术的实施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实验基础上,尤其是这种不可逆的毁损性手术。一旦毁损了,病人的人格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我经常说,我们对人体的奥秘到底了解多少?实际上真的只是沧海一粟,非常有限。正因为我们的了解有限,如果对生命不够敬畏,你就会不经意地毁损,那就会给病人造成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在治疗每一个病人时,都要对自然风险和手术风险有一个权衡。如果手术风险大于自然风险,这种手术就不能做。在我们科里,每天早晨都要交预案,全科的主任医师和教授都要来分析预案,包括诊断、手术方法、手术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怎么去预防这些风险、可能的并发症等。有一些预案就是因为并发症的几率比较高而被叫停了。

  假设有确切调查认为,某种病的自然风险为2%,可是手术却会有20%的瘫痪风险,你说这种手术做得还是做不得?有的医生会说,这种手术张三做了,李四也做了,国外也有做的。我就问他,假如病人是你的母亲,这个手术你做吗?所以我们对病人做决策时,一定要想一想,假如这个病人是我的亲人,我会怎么做。当你不知道生命到底有多重时,你就掂量掂量自己的命有多重。你的命有多重,病人的命就有多重。

  问:您觉得大医精诚最主要的标志是什么,影响要素又是什么?根据您30多年的临床经验,医生的专业成长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呢?

  凌锋:我们的目标就是做一个合格的医生。孙思邈所说的大医精诚的六要素就很好了,也不用再满处找什么了。如果有人能把这些认真地做好,我想就足够了。1500年前就是这么做的,到了今天能延续下来就很好。至于我个人30多年的从医经验,那不就是和小树长成大树一样吗?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年轻到老年,从火力旺到火力衰,最后就结束了。(笑)

  问:我觉得在关注病人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医务人员。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和带教过程中,您是怎么帮助年轻医务人员在法律、伦理、人文等方面成长的?

  凌锋:我们科每年都会评选天使护士,而且是病人、医生、护士们都参与。我给我们科的护士提了8个字:美丽、温柔、智慧、娴熟。科里的男医生跟我说,您提的那8个字,美丽是第一位的。我说的这个美丽不光指外表美,更重要的是心灵美。我们科现在有8名天使护士,她们真的像小天使一样,能给人们带来快乐、温暖和关爱。我专门为天使护士设计了天使徽章,银质的,很漂亮。我还给我们的第一名天使护士买了施华洛世奇的“小天使”。以后我走遍全世界再也没买到第二个,这就变成绝版了。

  我希望护士都能像美丽的小天使一样飘在病人身旁,每个病人见了她都会笑。说话要轻、动作要柔、操作要专业等,让她们记住这些规矩确实有些困难,所以我说,你们也没必要记什么,想想天使什么样,你们就做成什么样就行了。

  护士节的时候,护士们组织了演讲会,谈她们的感受,一位从外地调来的男主任听了后,当时就哭了。大家问他为什么哭,他说自己听到了久违的心声。现在技术进步了,人却变得越来越麻木,更加唯利是图了,做手术要捡挣钱多的去做等。但是听到这些可爱的孩子们讲爱的奉献,讲她们对病人的理解,顿时觉得心灵得到了净化。

  我每年都把自己的感受写成科室年鉴的卷首语,作为一种感悟跟大家分享。2005年,我写的是《快乐的神经外科》,是想让大家学会从痛苦繁杂的工作中体会快乐。我在文章的最后写了几句话:“在探索中经历痛苦,在发现中回味快乐,在救治中承受压力,在康复中享受快乐,在合作中克服狭隘,在理解中尝到快乐,在研究中耐受寂寞,在成就中升华快乐。”2006年,我又写了一篇《相互欣赏》。神经外科这么大,十分需要一种凝聚力,我很喜欢appreciate这个词,因为它包含了感恩和宽容,欣赏别人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2007年,我写了《荣耀!神经外科》。因为那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经过七八年的建设,我们神经外科获得了10大荣耀。2008年,我写的是《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因为地震和残奥会让我有了更深的感悟。在文章的结尾我写道:敬畏生命,感悟健康,这是来自生命起源之始,凡有生命之处都存在的情感。把这种情感融入血液中,就成为手术前那严谨缜密的分析,手术中那一刀一剪的精确,手术后那无微不至的关怀,决策时那设身处地的思考……在生命这个无与伦比的神圣字眼面前,再怎么认真都不过分!(本报记者张昊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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