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国内临床医学更注重个人经验与大规模临床荟萃分析相比,这是缺乏代表性与科学性的。现在我们已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临床已经提倡重视循征医学。 四、从医生的公共道德培养看如何保护病人的隐私权 记得刚刚到医院上班不久就发现,医生在乘做电梯的时候,彼此之间只是寒暄点头致意,很少大声讲话,更为惊奇的是,在电梯上有一个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Shhhhh!Patients are our business!Patient privacy is our responsibility”。美国医生对病人的尊重和关心,特别是对病人态度和蔼可亲,令人敬佩。这一点处处可以表现出来。即便是见到新来的医生或者访问学者,都是先自我介绍。报出自己的姓名后,再致意问好。查房的时候,见到新的病人或家属,医生总是先自我介绍。旁观也要征求病人的同意或者许可。记得有一次在手术室参观,病人进入手术室时,护士向病人介绍了所有在场的医生和护士,包括我们参观者,在病人麻醉之前,参加手术的外科医生都站在病人手术台旁边,并且向病人耐心做一些解释,在病人面前更没有嘲笑或者开玩笑的事情发生。查房的时候,几乎都在相距病人的一段距离讨论,以免不良的医学语言造成对病人的刺激。根据行医隐私法(Privacy Practices),医生只能与病人本人讨论病情(包括致命性疾病),只有得到病人的授权(Authorization)才能让病人以外的人(包括家属)知道病情(不是讨论病情)。但是,病人可以事先签署授权书,在病人无能力理解病情的情况下,可以与病人指定的人讨论和决定治疗,该指定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是病人的主治医生。可见医患双方的信任程度!美国社会整体上都非常重视隐私权,他们认为一个人的隐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管有意还是无意的,只要是病人自己认为医生有侵犯隐私的嫌疑,就可以控告。在美国绝大多数医院里,重症病房和普通病房都能做到一人一个房间,个别病房中也存在2~3个病人同住的情况,但是病床中间都有隔离布帘,需要时可以随时进行隔离。 我们在这方面存在欠缺,同事之间有时也显得不礼貌。对待病人方面,应在现有国情的条件下尽最大努力保护病人的隐私。 五、从重症病人的转出看美国社会医疗保障 一位50岁的女性病人,因手术后心功能不全入住外科重症病房。一天早上查房,她各方面恢复的都很好了,准备让她直接出院。这时,她反而为难起来了。原来,她是一位露宿街头的流浪人。此时,医生们并没有感到什么惊讶与鄙视。这时一位住院医生走到床前,耐心地开导已经泪流满面的病人说,你不要急,我们会帮你找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和心理学医生(Psychiatrist),并且与家庭医生(Family doctor)联系,保证你有住处。病人似乎心情有所好转。类似病人有许多是转到家庭护理站(Nursing care station)。这类病人的医疗费用将全部由政府提供(MedCare/MedAid)。 医学社会工作者主要负责帮助社会各阶层人员联系各种医疗保健服务,给那些有重病或慢性病的人提供支援,帮助无家可归者、爱滋病病人、吸毒者及受虐待儿童渡过难关,以及为病人寻找合法的卫生资源和经济援助。他们的工作丝毫不轻松,其工作对象多数来自于社会底层,需要耐心、同情心、一定的体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技艺才能胜任。社会工作者和家庭医生在社会医疗保障作用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从不同的角度缓解了医患之间的某些矛盾,对医院正常工作的开展与运转起了润滑剂的作用。我们国内现在在上海等大医院已经出现了社会工作者。 社会医疗保障最根本的差别还是医疗体制的不同。中国人传统的家庭孝敬和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全家人出钱看病终究不如社会大家庭提供医疗帮助好,所以,我们的医疗体制有待于深化改革,形式可以多样化。美国的社会医疗保障发展到今天已经相当健全,我们认为最关键问题在于政府对医疗保健的投入和社会医疗保险对医疗费用的负担,在这个基础上,应该加大力度对整个程序过程的监控。 通过学术交流,我们从重症医学这个临床医学窗口了解到了美国医疗制度的优缺点。由于国情不同,经济条件差距,我们应该结合我们自己的实情,自己医疗单位的特殊性,把美国一流的医疗管理作为行医的参考,规范行为,提高质量,服务百姓。 |